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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直播:康美实业25亿元投资湖北通城建设“健康新城”正式启动

2019-09-18 18:06 来源: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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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推出一批前瞻性研究成果南开大学李勇建领衔的“生产者责任延伸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研究”课题组、浙江工业大学池仁勇领衔的“中国中小企业动态数据库建设研究”课题组、南京农业大学应瑞瑶领衔的“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与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研究”课题组、江西财经大学孔凡斌领衔的“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例”课题组、重庆工商大学文传浩领衔的“三峡库区独特地理单元‘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研究”课题组、四川大学徐玖平领衔的“重特大灾害社会风险演化机理及应对决策研究”课题组、上海社科院王世伟领衔的“大数据与云环境下国家信息安全管理范式及政策路径研究”课题组撰写的47项成果获中央领导和省部级领导批示66次;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刘世庆领衔的“我国流域经济与政区经济协同发展研究”课题组撰写的15项政策研究报告获多位中央领导批示,4项成果得到有关部门采纳;中国社会科学院史丹领衔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电力互联互通战略研究”课题组,提出与周边国家电力互联互通条件下电力网络治理的思路,撰写多篇研究报告获国务院领导批示并采纳。提升文化自信的范围、渠道和手段无疑非常广泛,如经济社会发展、自然科学进步、文艺创作繁荣等,都可推动文化发展、提升文化自信,但从作用和影响来说,哲学社会科学对文化自信的影响和提升更直接、更巨大。

在经商途中,他先后游历意大利南部、希腊、埃及以及近东地区,所集希腊、拉丁铭辞数以千计,辑有三卷本《碑铭经眼录》(Commentarii),后因火灾失传。这些山居诗将山水情趣与修道体验相结合,表现人与自然的亲缘关系,有助于自然美的发现和表现。

  她希望各级妇联干部继承和发扬妇女运动的优良传统,推动中国特色妇女运动创新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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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批短篇小说在手,连载暂停时便可顶替,或者干脆以短篇为主,长篇连载辅之,那么读者的不满多少可得到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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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艺术家、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加强现实题材创作,提升文艺原创力,不断推出讴歌时代的精品力作。

  第三条着力提升资助期刊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培育若干在国内外具有较强影响力的重点权威期刊,充分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为进一步增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影响力和透明度,提高基金管理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首次组织编写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报告(2012)》日前正式由学习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及全军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区市社科规划办),以及中央党校科研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以下简称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受全国社科规划办委托,协助做好本地区本系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和管理工作。

  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然而,大成文体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它自身仍处在永不间断的浑和进程中;另一方面它也要更新换代。(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规划特别委托项目“舆情表达机制建设与协商民主体系构建”、2015年度天津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协商民主的具体实现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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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偷走了莫高窟?藏经洞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2019-09-18 20:13 | 法制晚报 | 手机看国搜 | 打印 | 收藏 |评论 | 扫描到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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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敦煌莫高窟是如何产生的,它为什么要屹立在凄清的荒漠里?藏经洞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以至于世人趋之若鹜?在近代落后的中国,敦煌莫高窟又经历了哪些坎坷与波折?

莫高窟藏经洞绘画

敦煌莫高窟以其举世无双的石窟艺术、藏经文物当之无愧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辉煌的文化遗产之一。然而,在历史上,莫高窟可谓是命途多舛,屡逢浩劫。在沉寂而荒凉的沙漠中,莫高窟曾被遗忘了近千年。那么,敦煌莫高窟是如何产生的,它为什么要屹立在凄清的荒漠里?藏经洞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以至于世人趋之若鹜?在近代落后的中国,敦煌莫高窟又经历了哪些坎坷与波折?

莫高窟的建成与一个和尚有不解之缘

“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敦煌,地处河西走廊,是千里荒漠中的一方繁盛的绿洲,自古以来就有“塞上江南”之称。敦煌自是自然界的一个奇迹,而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经济地位与战略地位。这里前有阳关,后有玉门,被看作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

千百年来,敦煌一直就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而且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到了十六国时期,中原兵荒马乱,战争频仍,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在这种烽烟弥漫的年代,人们渴望找到一个局势相对稳定的地方,在那里和平宁静地生活,于是便将目光转向了河西。这之后,大批百姓和文化人士离开了故土中原,踏上了河西的土地,而随着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

在这个时期,由汉魏传入的佛教也在敦煌空间兴盛起来。另外,敦煌也是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称得上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因此,河西各地的佛门弟子多来此地研习。和尚乐尊为了求得佛祖真经,寻找极乐世界,就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

和尚乐尊来到敦煌的时候是秦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这位乐尊和尚的佛教修养颇为深厚,带着三个徒弟往西行走。

一天黄昏的时候,乐尊和尚和他的三名弟子来到了三危山下。三危山,山名,特点是三座山峰高高耸立。乐尊和尚举头仰望,竟然看到了一幕神奇的景象,只见夕阳照耀下,三危山的三个峰顶发出灿烂的金光,仿佛显现出千万尊佛,瑰丽无比。乐尊和尚震惊不已,他本是一个虔诚的人,认定这里就是真佛所在。既然真佛在这里,那么无须再远行了,他赶紧对着三危山顶礼膜拜。他还认为仅仅膜拜是不够的,还需要建造佛窟。

从此以后,这位虔诚的乐尊和尚四处化缘,募集钱款,因为他已经下定决心,他要在这里建造一个佛窟。尽管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乐尊和尚不靠谱,办事一根筋,但是乐尊和尚没有顾忌别人的眼光,一直坚持了下来。乐尊和尚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几年以后,第一个佛窟终于开凿成功了。乐尊和尚含笑闭上眼睛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他的举动引领了在敦煌开凿佛窟的风潮。

此后数千年,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个朝代,敦煌佛窟的开凿从来没有间断过,尤以隋唐时期最为繁盛。数量众多而又分布密集的佛窟组成了佛窟群,似明珠般点缀在茫茫大漠中,成为古代文明的象征。在众多的佛窟中,莫高窟规模最大,最为恢宏,无疑是最耀眼的那一颗明珠。

为避战乱出逃之前藏经卷,一去再也没能回来

敦煌经卷是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对人们研究历史、文化、佛教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如此浩瀚丰富的敦煌经卷为什么被封藏在藏经洞中,久久不见天日?这些经卷究竟是被谁封藏起来的?在这一问题上,专家们莫衷一是。不过大体说来,有这样两种说法:

一种是“废弃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敦煌各寺院把当时以为没有用途的书卷集中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藏经洞,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敦煌经卷就源出于此。

实际上,赞成“废弃说”这一观点的人比较少,而大多数学者对“废弃说”嗤之以鼻,不屑一顾。那么既然不赞成“废弃说”,这些学者就敦煌经卷的来龙去脉问题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对于藏经洞的开凿时期,他们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学者认为,敦煌经卷是当时人们为躲避战乱而有目的地藏起来的,所谓废弃一说纯属子虚乌有、空穴来风。自汉代起,作为西陲重镇的敦煌,一直就是兵家相争之地。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敦煌在战争中常常被波及,以至于莫高窟的管理者——也就是和尚——都要远走逃难。

宋景佑二年,也就是公元1035年,西夏兵乱,战火蔓延,敦煌再一次受到影响,莫高窟里的和尚也再一次远走避祸。由于祸事来得太过突然,和尚们来不及做出行的准备,于是就在匆忙之间,他们做出了一个影响后世的决定:只身出逃,留下经卷。

这些和尚当然不会把宝贵的经卷弃之不顾,因为他们非常珍爱这些经卷,他们懂得这些经卷的价值。和尚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把这些不便带走的经卷都封闭在一个洞窟的密室里,外面用泥壁封堵,并绘上壁画。除了经卷,他们把众多的文书、绣画、法器等物品也一同封闭在内,因为它们同样珍贵。

这些和尚打算等到战火熄灭的那一天,再返回到敦煌莫高窟中,然而他们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至于这批和尚为什么没能够返回,原因已经不得而知。自从他们离开以后,这个盛放着五万余件宝物的密室便静静地安息着,如此一直过了七八百年。

直到清朝末年的一天,莫高窟的秘密才终于被揭开。初步揭开莫高窟的秘密的人是一名姓王的道士。这位王道士可谓是不速之客,他认为既然是他发现了藏经洞,那么藏经洞里的东西自然就归他所有。于是他为了创收,便私自将这些宝物兜售出去。

可能有很多人的心里存有这样一个疑问:敦煌经卷果然是在藏经洞中默默地躺了近千年吗?它们为什么没有腐烂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敦煌地区日照充足,干燥少雨,从年头到年尾都是如此,因而这些宝物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遗产。

清政府对宝贵的经卷态度漠然,认为那不过是一堆废纸

上文我们提到过,在清朝末年有一位王道士发现了莫高窟藏经洞,并将其据为私有,私自兜售,以赚取经济利益。由此可见,这位王道士“目不识珠”,而且利欲熏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道士,修行明显不够。多年以后,他竟然把藏匿起来的写本卖给了外国人,其中就包括斯坦因。对于斯坦因,我们并不陌生,他是英国有名的考古学家,而他的另一个头衔则是窃取藏经洞文物第一人。

曾经有人建议清政府把藏经洞里的这批文物运送到省城保存,然而昏庸的清政府竟然认为这样做一点也没有必要,因为那会花掉高昂的路费,而藏经洞里的那些经卷在他们看来就是一堆废纸。

然而,尽管清政府对宝贵的经卷态度漠然,认为那不过是一堆废纸;尽管莫高窟地处荒凉的大漠,交通闭塞落后,但是发现藏经洞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最后传到了外国探险家们的耳朵里。这些外国的探险家们敏锐地意识到,莫高窟其实是一处不为人知的宝藏。从那以后,一只只罪恶的黑手无耻地伸向了这块佛门净地。

西方人对敦煌和莫高窟的认识,始于匈牙利人洛克齐。第一个到达莫高窟的西方人正是此人,这位仁兄见到莫高窟内的精美壁画和塑像以后,完全被征服了。返回国内,他四处宣扬莫高窟的迷人之处,引得西方学者蠢蠢欲动,开始了他们的莫高窟之旅。

在众多窃取藏经洞文物的西方人中最过分的有两个,他们分别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

斯坦因,这个名副其实的敦煌艺术宝藏的第一盗匪,先后两次来到莫高窟骗取文物。他第一次来莫高窟的时候是1907年。他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莫高窟。他只用了200两白银,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

1914年,贪婪的斯坦因第二次造访莫高窟,又以500两白银向王道士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贪婪的斯坦因遇到了贪婪的王道士,于是为了满足贪婪的欲望而做起了买卖。斯坦因疯买,王道士疯卖。我们有理由相信,买卖成交以后,斯坦因和王道士都是快乐的,因为他们的利益诉求都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满足。

据统计,斯坦因两次从莫高窟掠夺的文物,包括150多卷丝织品,500余幅绘画,6500多卷各种写本、印本、图书以及经卷。斯坦因不愧为窃取藏经洞文物第一人,他完美地展现了一个窃贼和掠夺者所能具备的全部品质。

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是另一个罪恶的掠夺者,他凭借窃贼的天赋和才华,在1908年掠夺了大批文物,其“成就”足以和斯坦因并驾齐驱,享誉窃贼领域。他得知在莫高窟发现了古代写本以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他在洞中拣选了三个星期,最终以600两白银为代价,获取了一万多件最为精华的敦煌文书,满载而归。

百年前的一幕幕,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中华儿女心颤。一个巨大的中华文明宝库,竟被一个假道士据为己有,进而被分割得体无完肤,写下了令中华民族世代垂泪的一笔。《考古发现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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